寬恕的界線─《天堂邊緣》

我沒有看過法堤阿金（Fatih Akin）的電影，他的第二部作品《天堂邊緣》（The Edge of Heaven, 2007），是我認識他的第一部電影。

一部籠罩著文化衝突，深刻地交錯著宗教與民族界線的、關於愛與寬恕的電影。

故事是關於生活在德國的一對土耳其裔父子阿里與奈賈，一對德國母女蘇珊娜和洛特，一個不來梅的土裔妓女葉塔和她在伊斯坦堡的女兒艾妲。三個家庭，六個角色，在東西（伊斯蘭與西方）二種文化跨居二個不同的國界（籍）中，命運交疊，彼此覆蓋成無法揭去的一體，彼此涉入成為無法擺脫的關係。

片子一開頭，土耳其歌手的音樂就搖晃在充滿陽光，大片天空的黑海地區的鄉間。隨著從德國回到土耳其奈賈的車程，從一個簡陋空盪的加油站小舖開始，經過海崖，通過山坡茶園，以貌似公路電影的節奏，搖盪著遠離城市的清新情調，和透過尋根的奈賈之眼流露出導演的土耳其關懷，然而這並不是一部尋根的電影，即使文化根源也是法堤阿金電影的核心主題。

故事的發展，將從德國的不來梅慢慢移向伊斯坦堡，而到土耳其鄉間；熟悉西方都市文明的觀點，將隨著音樂搖動與視野的放寬，而漸漸明亮起來。

無所不在的高牆

三個家庭的故事，發展交纏起伏，衝擊出生命的力量，也帶來傷害，而身分認同與追尋自我的欲望，在衝突與對立的表象世界中，驅使著生命流向無法遏止的方向，步向命定的悲劇。

歐亞交界的土耳其，相對的社會限制催化著人民向西方眺望的慾望與趨向；西方社會的文明進展，社會的開放，歐盟的理想，夾雜著排外的意識形態，使自滿的西歐白人，也有徘徊在邊緣，無法企及幸福之地的苦悶，而天堂在哪裡？

如果自傲於基督教文明的白人，發現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向上帝獻祭兒子以撒的故事，在伊斯蘭可蘭經中出現同樣的版本時，犧牲的信念與信仰的堅持並非西方基督教文明所獨有，現世兩大對立的宗教，其經典思想有著相同的源頭，甚至可能是相同的族群所涵育的思想結晶，優越的白人將會如何依恃文明的意識形態，對政治經濟相對封閉與落後的伊斯蘭教民族繼續敵對下去？

當民族，宗教，文化，語言的藩籬，糾結著政治與經濟的現世因素，人，身處在歷史與現實的牢籠中，誰又能輕易脫離自己從心中築起的圍籬？二OO四年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愛無止盡》（Head On, 2004）的導演法堤阿金，將透過影片中兒子對父親憎惡與懷念的矛盾情感，在電影將結束時，緩緩的道出可蘭經中亞伯拉罕的故事，為本片留下一個破除人類隔閡的動人詮釋：愛可以超越隔閡，化解衝突，甚至可以讓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鄙俗的父親為了保護兒子而敢於抗逆上帝。為了親情可以違抗上帝，那麼還有什麼至高的價值或神聖的信念可以凌越人性中原始真摯的情感呢？

一個土裔妓女，一個母親之死

奈賈的父親阿里鰥居已久，包養了土裔同胞妓女葉塔，卻仍視她為性工具，在爭執中失手打死她。父親眼中「乖的像女孩子一樣」的奈賈懷著「殺人兇手不是我父親」的鄙視離開入獄的父親，帶著贖罪的心情來到伊斯坦堡尋找葉塔的女兒艾妲，希望能實現葉塔的願望，繼續支持艾妲接受大學教育。曾經是德國文學教授的他，在始終尋找不到艾妲的情形下，最後買下一間德文書店，決定住了下來。而書店老闆馬克卻是思鄉十年想回德國的斯文青年。追尋與回歸的意涵在這對異國血統的鏡像雙生子身上，透過初見面的一句德文「日安」客氣的問候，靜靜的瀰漫開來。

激進的艾妲，在伊斯坦堡一場演變成暴動的示威運動中，持槍遭遇追緝而逃往德國，來到不來梅尋找一直自稱在鞋廠工作的母親葉塔。卻在校園因飢餓借錢而認識了天真直率的洛特，因而住進洛特與母親蘇珊娜的家裏。德國的夜，曾讓她蜷居圖書館角落借眠，讓她在大麻和熱舞中發現同性愛的歡樂，讓她與洛特的車子在街道上與母親葉塔和奈賈搭乘的巴士錯身而過，讓她被逮補。經歷政治庇護失敗的拖磨，而被遞解回土耳其，成為政治犯。憤怒的她，生命中充滿著不公不義的對抗。而洛特的天真，讓她發現了艾妲身上異國的生命力，而煥發可貴的西方自由精神與理想主義；卻也因為天性的單純，追尋艾妲來到伊斯坦堡，在陌生的世界裡失去脆弱的生命。

在伊斯坦堡激烈爭土耳其人民受教權的艾妲，伏睡在德國的大學教室中，已顧不得安身之所；那時，課堂上的德語教師奈賈正誦讀著哥德的句子「所以…我反對革命」，菁英文化教養岀他與父親不同的價值觀，他卻終於放棄教職；知識對於人生終究還是不夠的。

奈賈從一個不來梅的德文教授，成為伊斯坦堡德文書店老闆，後來當上了先後來到土耳其的德國女子洛特和她母親的二房東。主客的角色轉換了，血統的潛在焦慮消失了，觀察與思索沉澱了，生活改變了，而德文仍然是身在東方的他與西方世界的一絲連結。處處充滿隔閡的人世，界線卻並不是那麼容易切割的。

年輕一代尋找生命的出口，命運卻捉弄父母，將父母與子女分開，而永遠地失去他們。處處是擦肩而過的遺憾，都能憤怒的歸咎於世界的不公不義嗎？也許命運就是如此的無情。

衝突無所不在，隔閡劃分了人與人的身分，甚至決定了命運：土地，民族，宗教，語言，政治，經濟，貧富，階級，世代與教育程度，都是一道道高牆，甚至父子，母女，情人之間都有著彼此貼近對方的的厚牆。土裔德籍的法堤阿金擁有雙重的視野，同時看到了牆的兩面。

然而，正是親情，愛情，也是昇華的理性和博愛的情操，讓高牆崩解，讓人心柔軟，讓宗教，民族，政治的隔閡一點一點的，融化在一個個打開心房的人們面前。這是導演悲觀之眼看到的世界裏，閃現的的希望。面對仇視與冷漠，雖然沒有正確的解答，沒有速成的途徑，沒有永遠的靈藥，卻有值得樂觀的希望。歐盟，移民法，政治庇護都是樂天而膚淺的西方觀點，面對東西文化的隔閡與衝突，這是一部深深撼動國家觀念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電影，深刻的指出愛與寬恕是唯一的救贖之道。

這部電影呈現一個超越的觀點：一個由藝術家提出的，動人的，哲學家觀點的社會見解。一個傑出的導演就是一個思想家。

其實，隔閡、偏見、衝突，不僅僅是東方與西方的傳統宿命，整個西歐與相鄰各洲的異質文化關係，與自身殖民史所帶來的文化反撲，從昔至今，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停止過。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概念，在消弭民族隔閡，文化流通日益進展的同時，民族與宗教的衝突，也從未有消減的跡象。而歷史因素的潛藏危機，更由於野心家的利用，不斷成為新的衝突的輪迴。

跨越不過的深溝

然而，衝突可以製造，隔閡可以不斷複製。文化衝突並非獨屬於西方與東方的對立，整個伊斯蘭世界，幾個世紀以來，上演著教義與教派間的爭鬥，可以以性命相輕，以最神聖的理由毀滅彼此。東歐半島上多種民族，多種宗教，數個世代的相安無事，可以因為政治的挑撥而點燃民族的火藥庫，一時之間種族滅絕的殘酷，令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歷史積怨也相形失色。而非洲種族屠殺的酷烈與規模的龐大，手段的原始，赤裸殘暴，令恐懼所有現代戰爭之殺戮歷程的世人更加驚駭。如果政治的智慧曾解決了人類一時的困境，那麼衝突將如病毒般潛伏在同樣的地方，不斷複製並伺機爆發。一部影片，可以說服我們，除了愛，沒有一種力量能夠跨越人們為自己與他人挖掘出來的深溝嗎？

法堤阿金給予角色的愛是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世界的愛，在誤解與執著的處境裡，獲得的代價卻很昂貴。

葉塔以慚愧的自覺出賣身體愛女兒艾妲，希望她能繼續受教育；阿里以提供教育愛兒子，願為保護兒子抗逆上帝；蘇珊娜以理性與容忍愛女兒洛特青春的盲目；父母對子女的愛全心全意。奈賈敬愛心中有母愛的妓女葉塔，洛特愛艾妲勇敢的生命氣息與她的美，艾妲以激進的行動愛理念中的同胞與土耳其；子女的愛隔著代溝，以理念，以思想，單純，自私，直率，愛自己並愛自己所愛。

愛是宗教的真諦，宗教卻時常造成對立，世世代代大規模的對立。愛不是思想，卻是行動；愛不是理性，卻是衝動；愛不是教育，而是本能；愛是成熟理性的情操，也是肉體與氣質的吸引，一無反顧的青春。愛是弱者的天賦，是強者遲疑的讓步；是失去最愛之後愛的延伸。愛是厭惡之後的原諒，愛是放棄理性的憎恨之後的寬宥，愛也是憤怒之後行有不慊於心的自苦；愛是犧牲，是不該犧牲之後還願去愛。

愛的方式太難選擇，愛會讓不願接納異己的自己感到痛苦，而當至愛認同異己，傷害，犧牲逼到眼前，接納不接納，卻需要比理性更大的力量 – 寬恕。不經過傷害，不知道寬恕的界線可以移動到什麼樣的國界上。法堤阿金的電影讓人無法不思索這些一言難盡的愛。

寬恕的界線

這部徳國片，以一個土裔的青年德文教授，帶著諒解的心情，回溯他父親的黑海出生地的旅程開始，到他坐在起風的海灘上，等待出海的父親一直未見歸來的日暮時分。

海浪一波一波的，拍打岸邊，望著奈賈坐著的背影，字幕一行一行升起，坐著，讀著，看著，漸漸有一種焦急，一直到影片停格。

回想這些人，經過傷痛與悔恨，每個人的生命都改變了。不禁要問，生命怎可如此白白地失去？

痛苦若有代價，錯誤若是能夠彌補，也許就在蘇珊娜身上，煥發出的理性光輝，母愛的延伸，和文化教養的昇華中看見。我恍然察覺，這個從一開始忍受非法的收容，被女兒譏嘲「很德國人」後還要為不速之客舖床的母親，也是外人在家中猖狂罵髒話時克制不快而保持尊嚴的女主人；相信歐盟能解決許多問題的理性思維者，不捨女兒的盲目卻又放手讓她自由去追尋所愛的母親；女兒枉死他鄉後到伊斯坦堡奔喪的她，也曾有過三十年前就來過這兒搭便車去印度的青春；從女兒日記裡發現女兒像自己的告白，溫和而堅定的說服艾妲放棄抗爭的人生觀，並營救岀害死女兒的艾妲。最後，她在奈賈的書店中擁抱艾妲，像擁抱女兒洛特，可能也是最難演的一段戲。因為寬恕實在太難，在真實人生中很容易變成一場難以置信的戲碼，而戲，又如何能成真，如此感動我們呢？也是蘇珊娜，她和奈賈一段關於父親的對話，讓他的心結解開，踏上黑海的追尋之旅。

蘇珊娜是藏在這個充滿衝突的悲劇故事中，一個溫和而堅定的精神象徵─理性，諒解，寬容。世界影迷心中不朽的莉莉瑪蓮（Lili Marleen，由Hanna Schygulla所飾演，法斯賓達1981年的經典作品），近三十年後在這部代表德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中的這個象徵，想必令崇尚理性的德國人心中深深地感到自豪。而我，不斷想起她著了黑衣長裙，穿了一雙如希臘般的吉普賽風的涼鞋，在伊斯坦堡的Grand Hotel大廳中如遊魂般失神地走著那一幕─無聲的漂浮，無聲，在旅館房中任時間停止任日夜旋轉無聲的痛哭，真是令人傷心。人群中，她的言語最少，傷痛最深，她所代表的寬恕，不是忘卻，卻是痛苦過後，接納生命的力量。

人們將會發現，彼此追尋的天堂，並不只是文化或血緣的歸宿。而天堂邊緣兩界的人們，受命運的驅使，走上歸鄉之路或是離鄉之途，不由自主。命運無法抗拒，卻終究還有尋找解釋生命的自由，也許這是讓生命繼續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