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m and Philosophy：哲學取徑的電影研究

近年來，以哲學角度觀看電影，成為目前備受矚目的電影研究進路，尤其是圍繞著德勒茲兩本扛鼎之作，《運動─影像》以及《時間─影像》，湧現、推展了一系列追問影像本質、影像形上學的論述，打開了電影研究的新視野。

這種重新以哲學作為取徑〈approach〉的研究方法趨勢，不可只化約為：西潮侵襲、風行草偃的後殖民結果；也不可簡化成：電影研究學者們在七零年代電影理論異軍突起、但時至今日已熱潮退燒之後，試圖力挽狂瀾、意圖重新「理論化」(theorize)電影研究，進而使其重獲學術位階以及專業權威的蹊徑另闢。

如果我們把視野跳出了電影研究學門內部的權力消長、時移勢轉，改以世界格局之下的廣義政治角度觀之，這種在電影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其它人文學科中所發生的「哲學轉向」，其實乃是同時與國際政治情勢以及台灣本土的政治社會現況息息相關的。

當前學術生產大宗的北美洲學術圈，由於長久以來對於歐陸的鄉愁或嚮往、以及二次大戰之後歐陸移民的新血注入，使得北美學術界成為譯介、播撒歐陸思潮的主要產地〈所以甚至曾經有人批評：納粹其實並未戰敗，反而在北美學術界的書架上復活而且大獲全勝〉。雖然此一「學術重鎮」的地位，與美國作為「帝國」的全球政經襲捲能力密切相關，但是近年來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哲學論述之所以復甦和成為顯學，與學術人反省美國帝國化或世界警察化的進程有關，因而這批學術研究其實有很大一部份是反省性的，是在哲學基礎上重新提出一些最為根本的問題、藉以直接批判美帝本身的意識形態根基。比如說，在知識論的範疇中，調整、更新認識世界的方式，以及劃出理性認識的侷限；在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跳脫現實政治的治絲益棼，重新定義政治，重新定義民主、自由、人權等等美國基本價值；在媒體愈益爆炸的現實世界中，不只進行初階的媒體批評，也不只貼上「超真實」標籤就含糊了事，還追問影像的本質，思考影像的「現實性」〈影像如何從物質基礎中出現、又如何具體地發生效力〉和「非真實性」〈更細膩地搜索、整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只是犬儒地倉卒地下結論：「所有真實只是虛構」〉。或者說，在「歷史終結」之後，哲學重新現身〈令人想起了黑格爾〉；在資本主義宣稱全勝之後，左翼勢力重新集結。於是，昔日被批評為與現實政治脫節、只在文本上打滾戲耍的後結構思想家，也紛紛重提倫理問題、重拾政治批判；比如德希達晚年重讀馬克思、論述「友誼」〈這與卡爾史密特的「政治即敵友劃分」如何對話？〉。另外一方面，左翼思潮在吸納善於著書立說、發展理論的新左派或文化左派的論述之後，也開始構思新一波的行動實踐〈比如反全球化運動、以及左翼思潮全球性的復興〉。

把視野拉回到我們所身處的台灣，在諸如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大理論」的階段性任務完成〈這些大理論不但與解嚴之後反威權、民主化的運動串連行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八零年代催熟了、深化了台灣學術界的理論思辯〉之後，遲來的後殖民主義思潮，也在宏觀的、普適性理論框架和語彙的轉譯、引介之後，開始與政治上、文化上的「本土化」浪潮同步並進，轉至一種反省性的、在地性的實踐式研究，比如在細密的史料爬梳之中反思台灣的「重層現代性」，比如開始探問後殖民理論中的核心議題：「主體問題」，質問「我們究竟是誰？」。然而，此一重探主體問題的趨勢，絕不可以簡化為：附屬於政治上獨立運動的思想後備軍。事實也許恰好相反：對於主體的哲學式研究，讓主體構成〈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的複雜性、歧義性、異質性、人工性，得以一一呈現和突顯，等於是質疑了被本質化、被固定化、甚至被標籤化的「主體」，同時也批評了主體構成中的權力競逐、政治操作、以及在此一過程中充斥的虛妄瘋狂、氾濫浮淺的影像性格。

若我們更加聚焦一點來說，當前台灣政治的同謀式紊亂、對於社會情境的集體迷惘、各式錯綜複雜的文化爭議，以及對於二十年來民主運動的理想幻滅，迫使我們不得不從頭開始，不得不從根柢之處，重新思考：台灣的民主運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民主觀念是否過於稀薄狹隘、過於黨派性格？我們是否在一開始就出錯了？哪些環節出了問題而我們又應該如何診治？除了〈資產階級式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對於階級政治、弱勢族群、以及「他者」議題，我們到底要如何思考和面對？這些問題，通通都是最為基本、最為根柢、也最為燃眉迫切、但卻也最難以採用粗糙言語就能夠輕鬆地、周全地加以回答的「大哉問」。因此，人文學科中的哲學轉向，不見得是研究者有心刻意透過言說艱澀化〈掉書袋或術語充斥〉、達成自我權威化、進而權力鞏固化的運作，反而其實是：決心面對那些最為艱澀複雜的問題，承認、找出、甚至試圖清除台灣集體深層潛意識中的威權人格成份，進而對於當下以權力和利益為主軸的政治鬥爭加以警語和批判。也許，為了釐清紛繁亂象、為了摸索癥結所在、為了能夠更加細膩地自我提問和向人回答，此時我們必須重新追究那些雖然被貼上「形而上」標籤、但我們卻無法隨意丟棄或輕易迴避的根本問題；此時，哲學探問也許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

同樣的，作為廣義人文研究之一的電影研究，當然也沒有理由在這場返回哲學探問的討論大會之中缺席；學術研究的基本倫理之一，就是加入討論，與其它研究者辯論詰難，有義務提問，也有責任回應。於是，在歷經眾多理論思潮的洗禮、試煉、和豐富化之後，電影研究也加入了對於影像的哲學探究，不再只是詮釋故事劇情，不止於分析語法和風格，也不滿足於挖掘文本背後、文本以外的意識形態銘刻，而是將內容、形式、意義等等層次，以哲學探問的取徑重新加以連結，企圖彰顯〈clarify〉出影像的曖昧本質〈ambiguity〉；一邊在清理思緒、廓清影像本質，一邊也促使影像不斷發酵、繁茂滋生。

影像是曖昧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認知到這一點，其實已經不足以應付和處理當今的影像世界、以及影像的強大魅惑作用；我們還可能要進一步追問：究竟它是哪一種曖昧？它如何、以哪些方法使得意義變得曖昧？它如何使意義分歧岔出、如何使意義逃脫固著〈fixation〉而開展更廣闊的空間？飄忽不定、不具實體、魑魅魍魎一般的影像，又是如何在具體的物質基礎上被生產出來、輻射出來？而不具實體的影像又怎麼造成、引發一些再具體不過的效應和作用？也就是說，影像如何從政經結構中被生產、如何在權力網絡中匍匐張揚？意即，影像如何成為政治？凡此種種，都是進一步細膩化電影研究的提問方式，而且是專注於影像的「如何」、追索影像的「過程」，而不只是像是端出一碟佳餚那般、提供一種或多種詮釋或解讀，反而是在詮釋和解讀中忍痛揭露、示例、進而誘發一種或更多「看的方法」。這也是當今許多以哲學角度討論電影的研究者，此時正在著手和試探的工作。

然而，作為觀眾和讀者，我們究竟要如何面對這些充斥哲學術語、以哲學邏輯貫串的電影文獻和影評論述呢？這種行文風格和預設讀者，難道不是帶有一種菁英取向或者貴族氣質、因而拒人於千里之外、難以親近、甚至讓人無法卒讀呢？

如果，如前所述，我們承認哲學取向的電影研究有其珍貴的價值、意義、和功能，如果我們認知到此時此刻這一種電影研究方式的重要性、迫切性、和政治性，那麼，一旦遭遇上述這種普遍質疑之際，我們也許應該反過來問：追根究柢，到底是什麼使得哲學取向的電影研究變得難以親近？是什麼讓哲學無法進入電影、是什麼讓當今「哲學進入電影」的研究被認為是一種學術象牙塔中的時興產品？

哲學之所以難以親近，並非它本身就如我們所誤以為的、本質上就是艱深的；恰好應該把話反過來說：正是因為我們鮮少親近它、和它不熟悉，甚至拒絕它，它今日才以一種「他者」的形式向我們展現。如果我們重新定義哲學，如果哲學不再被認為只是一門學院裡的建制學科、不再被冊封或膜拜成一種位階最高的知識〈甚至是「崇高知識」或「絕對知識」〉，而是可以作為參考座標的思考方式之一、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一種看的方法，一份思考資源，一種像我們教改運動中所提倡的「可以帶著走的能力」，〈弔詭的是，我們中學教育的規劃中似乎仍然沒有意識到「哲學」也可以「帶著走」〉那麼，也許哲學此時就不會對大多數人而言顯得那麼艱深難測；也許，它就可以像當代哲學重地法國那樣，是中等教育裡的一門基礎學科、基本教育；也許，它也就像當代哲學源頭的德國一樣，比較接近「詩藝」而非「學科」─就像海德格的哲思氣質和行文風格，同他所鍾愛的詩人赫德林那樣「poetic」，也難怪德國被視為「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早已深受英美思考模式影響甚或殖民的台灣，對於歐陸傳統的思考方式過於陌生，連帶地對於一些以德法哲學來討論影像的電影研究格格不入。而台灣時至今日仍然嚴重缺乏哲學教育，原因或是以功利主義角度質疑哲學的「用處」、或是把它視為「貴族課程」而全盤反對；不然就像早年黨國威權體制之下，先祖哲人的思考結晶，被縮減、窄化成了政治教化工具或考試科目。這些都造成今日哲學教育之闕如、哲學式思考的蒼白和失血，遑論以哲學之眼來觀看影像。

如果要讓哲學得以「去菁英化」、平民化、打破學科框架的囿限，甚至如前所述地，要讓哲學思考與政治思辯相互串連、彼此砥礪刺激，那麼，電影研究與哲學探問的結合，也許正好提供了一條權宜性的、應急式的、而且呼應時勢的道路。

首先，我們身處於影像爆炸的時代，幾乎終日被影像所包圍、襲擊、甚至滲透。其次，影像成為大多數人認識世界時的主要媒介，或至少優先於、數倍於文字媒介。甚至，我們的世界本身，就算不是由影像構成的、也主要是由影像所中介〈mediated〉的〈類似於海德格所提出「世界的圖像化」概念〉。在此情境之下，文字已然無法完全掌握世界，必須藉助對於影像的理解〈試圖徹底固守或退守文字領域，其實比較像是一種對於逝去田園的懷舊或鄉愁〉。因此，此時此刻我們不但需要對於影像的哲學分析，其實更加需要「借力使力」、運用手邊已有的事物，在教育工作或者經驗傳承上，讓強勢搶眼〈eye-catchy〉、吸引多數人目光、而且隨手可得的影像資源，引領、爭取、幫助不熟悉甚至恐懼哲學的我們，得以親近、吸收、甚至進入哲學思考的方式。如此一來，影像研究和影像教育可以發揮實際作用的實踐潛能，就不單單只是承載了美學的潛移默化，也不只能夠促進人文、歷史、文化的沉澱累積，也不只能夠培養對於影像本身或媒體運作的識讀能力，也還包括了我們此時所最缺乏、但也最為迫切需要的哲學思辯。尤其，以上這些由影像所承載、所中介、所再現的事物，其實無一不是廣義的政治〈politics〉。

然而，正如後啟蒙以來的哲學討論所揭示的：理性或知識，不再有如穿透一切的光(Penetrating Light)，無法窮盡〈exhaust〉一切、難以放諸四海皆準〈universal〉，無法再佯裝成為上帝那般超越一切的「無限性」；當代哲學更是銳利地反省、自曝「哲學本身的有限性」，揭露了任何知識或視野的侷限性和框架性〈海德格對於「座架」(Gestalt)的討論〉，並且在無限地反省自身有限性的過程之中，同時示範了、探索了思考的多種方式。

同樣的，哲學取徑的電影研究也自有其侷限，無法取代因此也無意取代先前的各種電影研究取向；正如影像研究中所強調的：一個觀看位置的洞見，也許恰好是另一個觀看位置的盲點。哲學取徑的電影研究，也許難以完全擺脫自古以來「哲學與詩」之間的拮抗齟齬：那些感官的、經驗的、具象的、觸動人心或者撩撥身體的影像，其實乃是哲學邏輯所無法整齊收納的「盈餘」或「滿溢」之物，哲學所不可知的事物。此外，著重於形式分析取向〈formal analysis〉的電影研究，針對的乃是影像本身的質地，影像切換或連綴之間所誘發、鼓動的情感力〈pathos〉，或者畫面內外音像空間的配置分佈...等等，其實可以說是一種以影像為本、按圖索驥、進而圖繪出一種風格、描摹出一種氤氳、勾勒出一種意義的方式。然而，正因為形式分析取徑所具有的「看圖說故事」以及「按圖指點」特質，反而使它超越了封閉文本或者學術象牙塔〈這是歷來對於電影形式分析的常見指控〉，反而使這種詮釋法得以和更多觀眾在比手畫腳、指指點點、有如日治時代無聲電影時期「辯士說書」的過程之中，進行了意義的爭論和溝通。這讓觀眾可以意識到：電影其實也只是一種語言、一套文法，暸解了電影的構句法和修辭術，也就可以從中品嚐出更多滋味和意義。比如，熟悉好萊塢快速炫目語法的觀眾，勢必對於「長鏡頭」感到不耐甚至憤怒；然而，對於長鏡頭內含的豐富意義，進行再三詮釋和討論的電影形式研究，卻能夠累積成一份珍貴的資源，提供一種新的視野，讓長鏡頭此後不再只能被視為冗長、沉悶、無意義、沒設計、「亂拍」、欺騙觀眾。甚至，嶄新意義的開展和萌生，也許往往就在於電影形式的「去熟悉化」或「陌生化」所能引動的效果；因此，細膩的電影形式分析〈有如文學研究中的「細讀法」〉，也許可以挖掘出一整座奇花異草的全新世界。再者，政治經濟學或意識形態批判取向的電影研究，則是比哲學取徑更直接、更尖銳地觸擊當下的、此時此刻的、圍繞你我的政治情境；有時，政治經濟學取向的電影研究，可能不只是一份圖書館中的學術文獻而已，甚至可以發動一場實踐的運動，比如拉丁美洲的《第三電影宣言》。最後，即使僅僅只是對於劇情和人物的分析和詮釋，雖然可能會被視為最為「粗淺」、「不夠專業」、缺乏權威感(?)的影評，卻常常反而能夠扮演哲學家所無法勝任的角色：「說故事的人」，一種充滿文學創作意味、更趨近於詩人的角色。

簡而言之，正因為影像在當今世界中的多重位置和各異特質，使得電影研究必須納入更加多元的取徑；同時，也正因為當今世界中，影像與政治之間曖昧又密切的連繫，使得對於影像進行追根究底的哲學式探問，也許能夠推進我們對於政治的重新理解。

延伸閱讀：線上電影研究期刊《電影與哲學》
http://www.film-philosoph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