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殖民使節、耶穌會教士、與南美印地安人 ：《教會》(The Mission) 裡的信徒與革命份子
《教會》原名「The Mission」，事實上敘事開展呈現了三件「任務 (missions)」：耶穌會傳教士加百列 (Gabriel，由Jeremy Irons飾演) 攀溯瀑布、深入叢林，向南美洲 (今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一帶) 印第安原住民傳道，馴化「野蠻人」以建立教會；而原以獵補土人、運至海外販售為奴隸為業的盜匪販子曼多薩 (Mendoza，勞勃迪尼洛飾)，因爭奪女人犯下弒弟之罪後，加百列神父如何引領教化他苦修悔罪，最終浪子回頭歸於耶穌會成為另一位傳教士 (流氓神父?)；最後，當此瀑布叢林作為殖民領地、而由西班牙轉手劃納給葡萄牙之際，教會被要求解散，曼多薩重新拾起刀劍帶領原住民武力對抗殖民帝國的軍隊。正如mission一字今日已衍生包含政治 (外交使節團)、宗教 (海外佈道團)、以及軍事 (作戰任務) 等三層意義，於是此片具體而微地聚焦了1750年南美洲錯綜復雜的歷史情境。
本片敘事框架 (framing) 由紅衣主教口述、書記官聽寫 (dictation…dictator) 一封上呈教皇的信件所組成。我們可以聽見紅衣主教娓娓道來一齣悲劇、一段史詩般的旅程。然而，此框架的設計以及聽寫過程的鏡頭，也可以視為一書寫歷史過程(history-writing) 的隱喻，歷史鬥爭最後的勝利者總是主筆了歷史的撰寫。
第一段故事開始於殉教者：一位任務失敗的傳教士，被印地安人打扮成受難耶穌的形貌，縛於十字架般的小舟，投棄於湍流之中，順流而下，最後墜落至瀑布底下的深淵。神的意志與僕人的信仰要求前仆後繼，於是加百列神父開始其艱苦的任務。攀登陡峭懸崖一景，除了呼應耶穌「登山寶訓」一節，還令人些許不安地異想到德國1920s盛行的「登山電影」(蕾妮萊芬斯坦 Leni Riefenstahl多次擔
綱此帶有法西斯美學前驅之類型電影的女主角) ─奇觀式 (spectacular) 的山川場景，一方面代表上帝以險峻的物理自然對於信仰加以試煉，同時，有機自然也如同野蠻人或惡禽猛獸一般需要加以攻頂馴服─最終聖子形象的傳教士成功登頂，須臾之間加百列有如神助長驅直入，以吹奏雙簧管(oboe) 展示友誼，獲得原住民的接納與歡迎─音樂固然可以稱之為「人類共通語言」，能夠跨越語言文化甚至時空之藩籬，但其抽象性、純粹性、精神性、與超越性，卻隱然呼應了上帝對摩西的命令話語，或者柏拉圖「非模擬」(non-mimesis)、「非再現式」(non-representational) 的理型 (Ideas)，且音樂居於西方藝術類型位階的最高等級 (貴族饗宴的巴洛克式古典樂)，飽含一種西方形而上暴力的隱喻。是故，加百列
神父得以揮舞樂器如此輕而易舉地一次鑿開通往叢林深處的道路。此處音樂所暗含的形而上暴力，
此後還以種種帶有教化或殖民意味的形象反覆出現：林中空地築起教堂尖頂一幕中，配樂激昂著禮讚上帝之聖樂，此時印地安人已經成為信徒，協力搭設上帝於地上的化身 (教會) 以及日後禮拜的祭壇；而印第安小男孩立於紅衣主教以及眾天主教徒之前， (進行教義問答一般) 引吭高歌一曲猶如奧地利天使合唱團般的詠嘆調 (此曲只應天上有) ，展示野蠻人亦有高貴的靈魂─天籟只能由靈魂深處升起。此景之令人驚詫不只在於歌聲之美更在於教化之深。彷彿一名傳教士無可避免的犧牲，乃是後續教化任務平步坦途的必要條件。
加百列神父的第二項任務則是教化盜匪：曼多薩比土人更加野蠻，他是一個奴隸獵人，專事獵捕印地安人，輸往海外提供帝國殖民地的擴張所需。然而，在與弟弟爭奪女人之際展開一場文明式的決鬥 (duel)─令人想起 Freud 於《圖騰與禁忌》一書中所闡述的文明起源： 父子兄弟之間對於女人的爭奪與佔有 ─最後卻刺死了弟弟。 加百列神父試圖將之引渡至 (亞馬遜河的?) 彼岸神的國度；曼多薩負荊請罪，像是圈了手鐐腳銬的罪人，拉縴著代表其過往罪愆的包袱 ─ 沾滿血腥的刀劍盾甲，(像是拖曳著一條難以斷絕之魔鬼的尾巴) 亦步亦趨跟隨著神父前往應許之地，一行人寸步難行手腳並用攀爬片首那一座峭壁，以苦行修士的肉體折磨懇求上帝原諒其罪孽深重的靈魂。令人意外的是，最終解除其罪愆負荷者竟是他以往視為獵物和商品的原住民。此幕雖然稍嫌煽情 (sentimental)，政治正確以致矯枉過正地把十八世紀「高貴野蠻人」( noble-savage) 此一修辭上溢美、意識形態上貶斥的概念重新賦予原住民；然而，此景也暗示了歷史上諸多血仇悲劇的屠戮者或加害者，最終仍然必須獲得受害者的寬恕，才能真正解除其沈重糾結的罪惡感與負疚感─因此，受害者所承擔的歷史責任似乎反而弔詭地更加艱難、棘手、與沈重。
接著上演的是通俗劇式 (melodramatic)「浪子回頭」戲碼，依然沾染了過於煽情的調子。曼多薩的金盆洗手革面洗心伴隨著一連串帶有宗教意含的儀式進程：悅納 (紋身刺青)、共食 (詳見Simmel 的宗教人類學分析)、受洗、重生。一部聖經不忍釋手，信望愛的真諦天啟後醍醐灌頂。一切都如音樂般和諧無邪、神聖莊嚴、洋溢著虔敬的歡快。
然而，此種福音式再現(或想像)的樂觀傾向，使得劇情急轉直下推入高潮的機制(device) 必然來自於教會的「外部」而非「內部」：現實政治裡的國家入侵了宗教理想的烏托邦。
1750年加百列的教會所座落的瀑布叢林原本隸屬於西班牙殖民領地，但由於歐陸殖民帝國交相征戰、強權遞嬗此消彼長，視殖民地為刀俎上任人宰割分配的魚肉，利益衝突或交換的結果，使得此教區在殖民版圖重劃之下必須轉手移交至葡萄牙政權治下。曼多薩的奴隸販子出身所暗含的帝國陰影，於焉清晰浮現驟然籠罩了南美叢林，殖民主義歷史的議題立時鑿深了此片的底蘊也複雜化了前述伊
甸園般的福音神話。
耶穌會的事功與成就不只在於、也不會只在於「屬靈」層次；於是，「屬世」的影響力之與日俱增讓君王對之產生戒心、而財產的累積則讓初具雛型的資本主義 (伴隨著帝國擴張而拓展種植場與市場) 心生覬覦─ 從來制度化的宗教就無法與世俗的權力與經濟體系劃清界線、徹底絕緣。君王/ 政治、 教會 / 宗教在屬世的網絡中始終錯綜複雜。此處，經由耶穌會教士與帝國大使的問答與對峙，將此一歷史時刻治絲益棼的糾葛一一繅扯而出：西葡同為帝國，但前者反對奴隸制度，而後者治下蓄養與交易奴隸均屬合法，以至於經由信仰而得到教會庇護免於淪為奴隸的原住民 ( 好似「和平飯店」成為可以躲藏保身的最後據點…)，於殖民地易主之後將再次面臨帝國獵人的網罟威脅。此外，教會與原住民攜手共建的「公社」式經濟體 (手工藝小作坊workshop、生產工具公有、協力交工種植、收穫平均分配…等等 )，與在帝國體系中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制度趨向恰好悖反衝突。經濟利益的衝突，可不是耶穌的五魚二餅所能寓言式地化解的。所以紅衣主教如此告訴加百列：歐洲各朝廷可比你這兒更加野蠻。大使質疑此公社經濟似與「法國的激進份子」聲氣相通；加百列答以：公社本為早期基督教之素樸教義。
大使為奴隸制辯護的說詞令人玩味：帝國與市場 / 種植場 (plantation)只生產了奴隸 (slave)，而教會卻生產了信徒 (believers)─肉體束縛尚不及於靈魂的折磨 (我是否有罪? 我能否得救? 我是否能進入天國? ……)。 此處，教會傳道與帝國殖民的關係從「對立」複雜化為有意或無心的「共謀」─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殖民帝國往往以教會作為前導或開 / 探路人 (path-finders)； 而殖民者一手聖經一手鞭子或槍砲的形象則愈益身影龐大與輪廓清晰。是故，我們想起加百列神父於片首遙望瀑布上的山巒時說道：那是我的教區(「territory」)；稍後為了反對同仁抵抗解散教會之飭令時則說：我們並非信仰民主(democracy)，而是主(「Lord」)。 雙關語的絃外之音隱約透露了一個矛盾：教會似乎同時「內在於」和「外在於」殖民帝國。
同樣地，曼多薩神父的任務也處於此一矛盾兩難：To Fight, or not to Fight。帝國與主教要求加百列神父的教會解散，原住民感到困惑：上帝的旨意究竟為何？一篇「出叢林記」才剛寫就，上帝為何又要求他們返回叢林？而紅衣主教則左右為難地抱怨：為何他們不歸返叢林呢？ 如果我們的來到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場劫難，那麼我們讓他們重回自然狀態難道不是遲來的救贖？ 終究，歷史無法還原逆轉，傷害是一次性的(once)也是永遠的 (forever)：此時命令他們放棄基督教也許比當初教化他們接受基督教更加暴力；後者尚存在著些許土人的主動性和選擇，而前者則僅僅直指了「剝奪」； 況且，曾經背叛了異教諸神、委棄了圖騰偶像的土人們，如何能夠再一次地背棄上帝？─畢竟猶大也只不過出賣了一次耶穌而已。或者，這次是上帝棄我們而去？ 甚至難不成這是上帝懲罰我們過去竟背離了我們真正應該侍奉的諸神？
印地安小男孩從河流裡拾起彷彿由天意承托順流而來一把盜匪曼多薩的刀刃武器，我想他知道這是神的旨意，執行儀典一般地捧劍呈予神父曼多薩(這暗示了起而抵抗乃是原住民的主體意志)。曼多薩的難題似乎終於得解：這是為了上帝而戰 (for God)？ 或僅只是以上帝之名 (in the name of God) 行殺戮之實？這是為了族人的生存而鬥爭 (for survival)？ 抑或是為了信仰 (foe belief) 而獻身殉教？ 「權利」 (right) 和「信仰」 (belief) 孰重孰輕？ 或者我們應該有「信仰的權利」( the right to believe )？
曼多薩終究脫下了黑袍披掛上戰袍，放下聖經典籍拾起刀劍，帶領真正的信徒對抗那些假基督徒。他從奴隸販子成為血掌兇手、然後是贖罪的苦修者、得救受洗以神父聖職重生、最後從跪拜俯首的祈禱姿勢起身立起成為一位「革命者」─而這似乎與此片拍攝的 1980s南美洲「解放神學運動」 (liberation theology) 的進展聲息相通。(而加百列神父所組織起來的公社經濟體也與此當代背景遙相呼應。)
而加百列選擇仍然是加百列，他認為神聖之愛裡不容許暴力的餘地，於是縞衣素服、執持高舉十字架、引領餘下留守的婦孺族人行最後一次聖禮，迎向進逼的士兵，如同當初遭遇法利賽人的耶穌，以肉身促使道成。然而，無論是加百列消極的抵抗或是曼多薩積極的迎擊，最後終究敵不過帝國軍隊的船堅炮利。
《教會》揉合了史詩敘事、歷史紀實、與寓言體裁，具體而微地緊緻濃縮了十八世紀帝國殖民世界史中政治、宗教、與經濟的匯合與糾葛。人物的高度象徵性、歷史背景與場景的寫實性、以及電影化和戲劇化的敘事手法，讓此片層次豐富，由簡入繁地隨著故事的推進，使得各組論述和議題漸次開展同時交互層疊。《教會》似乎可以借道已故詩人林耀德的一部精采小說《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而與台灣的情境連結，因其同樣以繁複的手法書寫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歷史、宗教、以及原住民等議題。以世界史視野重新觀看台灣史，在不得不面對後殖民議題的今日已成必要，《教會》(The Mission) 的第四項任務於是必須由作為觀眾的我們一同承擔下來。